现实

穿着黑面布鞋的脚跺了一下地面(1)

穿着黑面布鞋的脚跺了一下地面:“你看,这一脚下去,没什么动静。但这个力和能量不会消失,它一定在哪里,转移,储存,积聚。也许过了10年、50年、上百年,它跟无数这样的力合在一起,酿成一次地震或者海啸。”

这是7月的北戴河,中国作协创作之家的一个独门小院。海风好像从隔壁吹过来,天是高亮之蓝,丁香树的枝桠倒伏在院里,匍匐着向前生长,憨憨地伸出一蓬蓬绿来。79岁的王蒙在说“无端”。

在汶川大地震现场,在中国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大革命里,在命运一次次丢给他的拐点里,甚至在人生低谷(1991年)一头溺进的义山诗里,他读出两个字:无端。

“大问题都是无端。就是千头万绪,说不清。李商隐的抒情里,有悼亡,有怀旧,有感遇、思乡、冤屈、牢骚、自恋、空虚……他什么情绪都有,什么原因都有,不是一时一事一史而起,有一种深刻的弥漫性。汶川地震,专家告诉我,那是上万年地壳的各种运动,各种力量积存、作用的结果,是物质不灭和能量守恒的结果。”在无端面前,王蒙说,他感受到庄严、恐怖和内心的震动。

这样的话题多少让他显得有点疲累。他已经到了,他的老友张贤亮告诉我的,垂垂老矣的年纪。他的写作、游泳依然有条不紊地进行,只是速度放缓、距离缩短。在这个安泰的、甚至有些甜蜜的夏日里回顾人生,寻找意义或别的什么,显得有些不合时宜。

“现在一条绯闻比一篇正经作品影响大。面向历史发什么深邃思考,领导不愉快,群众也不买账,两面不讨好,我们这些老家伙没必要惹这个不愉快。”张贤亮说。他比王蒙小两岁,现在是西北一座大型影视城的董事长。他的企业每年向国家交税一千多万元。

赴北戴河前一天,王蒙在《锵锵三人行》中和查建英、窦文涛闲聊郭敬明的电影《小时代》。“我瞅着电影里头那些小小子小姑娘都挺俊的。”他慈祥地说,“《小时代》是郭敬明的《青春万岁》。”

及至见面,请教宽容爱护的出处。王蒙缓缓道:“浅是浅,可我们当年的青春也浅啊,只不过赶上大时代、大事件。当年我们精神上的困惑可能比现在的年轻人少些,对自己选择的道路完全没什么困惑。而正是这种不困惑,制造了后来许多许多的悲剧。青春都不是吃素的。”

一种语法和活法

“所谓成长,就是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破灭了,而另一些合理的科学的理念一步一步变为现实。”王蒙在他的自传里说。

他是14岁入党的少年布尔什维克,10年的基层团干部,22年的“右派”(其中16年在新疆), 年零5个月的共和国文化部部长,10年的中央委员,15年的政协委员,享受部级待遇的离休干部,以及,写作长达60年的作家。

他有一些尊号或者注脚:大师(语出莫言)、贯通先生(语出贾平凹。行前得贾先生指点:他是贯通人,以此出发,大有写头。)、人精(语出许多人)……关于他对某些事情的处理,有过一些争议;关于他的绝顶聪明,毫无争议。

张贤亮讲起一件旧事。某年出访美国,一位希腊裔美国人教他英语,几天后,老师坦率地对他说:你比王蒙笨多了。此前,这位老师也教过王蒙。

1950年代王蒙在区团委工作时,就有人说,这孩子太聪明了。妻子崔瑞芳所在学校的校长,在终于放行崔瑞芳、允许分居两地者团聚时,说了一句:王蒙,厉害!

崔瑞芳是王蒙的初恋。一见钟情。执子之手,与子偕老。王蒙说,这8个字会让他落泪,“它是一种生命历程啊”。

因为父亲缺乏家庭责任感,王蒙从小对女性有深切的同情。在自传中,王蒙描写了自己的父亲,一个曾留学日本的喜欢哲学与咖啡、艺术与科学的晚年绰号王尔巴哈的书生。在全家断粮的情况下,他得了点钱,先买温湿度计(代表科学),或先给孩子们买巧克力和外国童话书(代表理想状态)。二姨兜头泼向父亲的那锅热绿豆汤以及父亲的应对,长久地刺痛着他。那些又怨又怜又痛的文字出版后,王蒙告诉我,同父异母的弟弟读出了他对父亲的感情。而据崔瑞芳回忆,年轻时的王蒙很少谈论他的家庭 2005-2006年书写自传的王蒙,将自己的心灵最大程度地打开了;但同时,他仍然必须“向还压在井底的部分真相默哀”。

“我不能对不起她(指妻子),我要让她快乐并因我自豪而不是相反。”而崔瑞芳,“至少有5件事可与俄罗斯十二月党人的妻子相提并论”。她穿着半高跟鞋去京郊看望在那里劳动的丈夫;跟所有劝她与右派丈夫划清界限的亲人划清界限;当丈夫在电话里告诉她决定去新疆,她立刻就同意了,而且,一直去到巴彦岱生产大队……那些年里,他们之间惟一的障碍似乎是“江青” 只要提起这个名字,会影响夫妻生活,用王蒙在自传中的表述:一夜无话。

张贤亮曾对王蒙的不沾绯闻愤愤不平:一个作家,怎么可以没有绯闻!转念一想:最好的女人被他娶到了,你有什么办法?

1990年1月,王蒙发表了辞去部长之职后的第一篇小说《我又梦见了你》。写梦境、青春和爱情,写一个青年坐火车、坐汽车、放弃等车走着去看未婚妻的旅程,那是1954-1958年王蒙往返于北京-太原之间的再现。

“你可以有大快乐,事业、社会、人民……这些你都没有了,你仍然可以有小的快乐,跟爱人一起吃西瓜,买到便宜的处理货……如果你想活下去的话。”

2012年 月2 日,崔瑞芳去世,享年80岁。告别遗体时,王蒙忽然大吼一声:瑞芳!

王蒙惟一的文凭是初中毕业时拿到的。因为跳级,他没有小学文凭。他的聪明从人堆地气里来,首先表现为他的说话

陆文夫曾对一众作家说:人家王蒙一个意思能用18个词儿,你行吗?河南作家乔典运有言:瞧人家王蒙说话,领导听着像是在为领导讲话,群众听着像替群众说话。

老作家们戏言:国民党的税多,共产党的会多。50年代中期以后又有说法:文人口才好,因为开会多。

周扬、胡乔木、丁玲、老舍、冯雪峰、贺敬之、冯牧、林默涵、艾青、吴组缃、臧克家、严文井、康濯……再后来,丛维熙、邓友梅、刘绍棠、张贤亮、冯骥才……新中国的第一代和第二代作家从会场上、从王蒙身边,一一走过。

受丁玲批判的萧也牧,受周扬批判的丁玲,受毛泽东批判的周扬,受老舍批判的刘绍棠,由红卫兵抄家搜出美元始、以投湖自尽终的老舍,在图书馆上吊的徐宝伦……都是在他眼前留下过音容笑貌、命运残篇的人。他们曾对着他说话。

在历时54天、批判“丁(玲)陈(企霞)”的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上,2 岁的王蒙听着老作家们激动的发言,“只觉一阵冰凉,又一阵遍体发麻发酥的温暖,如得了虐疾。”他还记得老舍的语言风格,那是老北京旗人的礼数:“丁玲同志,您的态度是错误的……还有您,陈明同志,您的思想是反动的……”批判、检举、检讨,已经成了一种语法,和活法。

“文革”结束,四次文代会上,难兄难弟们纷纷亮相。王蒙环顾四周,都是久经锤炼的文艺战士啊。

后来,则是党内的意识形态之争。“先说是为了布防,后说的才是本意。比方说,一个讲,有很大成绩,但更要看到缺点和问题;另一个讲,有很大问题,但更要看到伟大的成绩。我相信一个生人或懂汉语的外国人在这种场合,一定会觉得两边说的没有差别啊,可暗含着剑拔弩张。为了这点逻辑顺序,我们消耗了多少时间,伤了多少和气,绞了多少脑汁!”

再后来,是文坛的明暗纷争。“我说话利落,口齿清晰,喜欢辩论、婉转解释、稍作说明、淡淡一拂或以退为进或及时打住 休兵一笑。我用词力求准确,有分寸,有棱角,自自然然,随机应变而又有所控制。我说过,在政治上我有童子功,我太熟悉咱们的政治语码。同样一句话,我会从25种说法中找到一种比较恰当的。我不怕反驳不怕攻击,我反应迅速。而更多的时候我明白不反应更好,我早就明白老子的道理:善者不辩,辩者不善。”

他渐渐形成了另一套语法:幽默的、调侃的、戏弄的、高天阔地形式豁达暗含机锋的,间或一露尖刻的、骂人不带脏字的。他说,我原是多情的、敏锐的、梦幻的,时有偏激的;荒诞油滑实不得已,须让深文周纳者无迹可寻。这里头,既有命运的馈赠,也不无人的变化。

90年代初特殊时期重新登记党员,安徽某诗人曾有暂缓登记的考虑,经过当地领导细致深入的思想工作,王蒙描述为:“没有出现其他情况。”

至于文人笔战中的身段风度,一方面各显天性,一方面也是鸡同鸭讲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辩论环境的写照:总体质量下降、PM2.5上升。

韩寒发表了《王蒙的敏感和虚伪》,王蒙回以:“我是新概念大赛的评委会主任,韩寒的出现我有责任。”

王彬彬发表了《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》,王蒙回以《黑马与黑驹》。因“彼时彼刻扯出黑马有失品格”,一时遭遇众多拍案而起。有批评者看出,这不仅仅是厚不厚道的问题,也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党性和立场的一闪而过 其时,当事人未必自觉。

他还有一篇经典之作《训贤侄》,是对官场斗争、政治暗算的回击。在自卫反击方面,王蒙是“人若犯我,我必犯人”的信奉者。他有自察,晚年亦有反省:还是火气大了些,意气用事了些,相逢一笑该多好。他仍然心向他推崇的老庄境界:大道无术、道法自然。

毛主席说:王蒙反官僚主义我就支持

1957年1月,《中国青年报》编辑部举办了一次座谈会,讨论王蒙的小说《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》,会前每人发到一份参考资料:刚从印刷厂取来的王实味的散文《野百合花》。此文1942年被判定为反革命毒草,作者因而丧命。

1月28日,王蒙与崔瑞芳结婚。1月29日,中国作协党组召开会议专门讨论《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》。郭小川保留了这次会议的不完整的记录稿,开头有几句话:“最初,歌颂占80%。现在,中间大,两头小。”

这是王蒙的第二部小说,写于1956年4月,经副主编秦兆阳修改,发表在9月的《人民文学》上。如果说,王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青春万岁》是他对经年阅读的苏联文学的一种致敬,这一部短篇,则是响应团中央号召,向娜斯佳学习。娜斯佳是苏联小说《拖拉机站长和总农艺师》里的主人公,一个经验不足、却勇于同落后现象作斗争的青年。五十多年后,王蒙说,他曾试着翻过几本张爱玲的小说,怎么也读不下去。

王蒙刻画了两个仍然保有学生气的人物林震和赵慧文,面对区党委里革命意志衰退的官僚刘世吾,陷入一种困惑:现实中的党委工作和他们小学时听的党课内容不是一个味儿。小说后半部,弥漫着一种孤寂之情。

崔瑞芳曾说:王蒙有一颗孤独、寂寞的心,在他还是个孩童时就形成了。7岁,放了学,怕父母吵架,不想马上回家,于是闲逛。闻到肉香,馋,没钱,也没有向父母要钱的经验。再往前走,是一家棺材铺,他问:掌柜的,您这棺材多少钱?他幼年曾跟姐姐谈论过死亡,很小就失眠。

4 年后,陈思和主编的《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》中,对这篇小说有了新的发现:“《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》虽然具有揭示官僚主义现象、积极干预现实的外部 倾向,但它更是一篇以个人体验和感受为出发点,通过理想 与现实环境的冲突,表现叙述人心路历程的成长小说。……甚至可以说,对心理冲突事件的精彩呈现,才是这篇作品的艺术独特性所在。”

而当年的需求不同。全国展开的热烈争论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,他在多次会议上谈了自己的看法。据黎之回忆,“这是我知道的毛泽东惟一一次对当代短篇小说的分析。”

这一年,王蒙亲耳听到了毛泽东几次讲话的录音,“反对王蒙的人提出北京没有这样的官僚主义,中央还出过王明、出过陈独秀,北京怎么就不能出官僚主义。王蒙反官僚主义我就支持……王蒙有文才,有希望……”

“主席说着说着找不着烟了,便说 粮草没有了 。据说是陆定一连忙给主席送去了烟。”王蒙在自传里写道:“如此这般,化险为夷,遇难呈祥,我的感觉是如坐春风,如沐春雨。我同时告诫自己,不可轻浮,注意表现,在自天而降的幸运面前更要谦虚谨慎,戒骄戒躁,如临深渊,如履薄冰。”

周扬说:你现在成了老作家

1957年5月,“鸣放”到了关键时刻,王蒙命运的一大拐点出现了。5月15日,毛泽东写成《事情正在起变化》,提出“反右”。据说,对那些要重点保护的党内外人士,可以提前打招呼,给他们先看这篇文章。有一天,王蒙接到通知,说是市委将派车接他去机关看一个文件。等了几个小时,通知又来:不去了。

在王蒙要不要划“右派”的问题上,领导们也拿捏不准。在团组织相对文明的启发帮助下,王蒙交待了思想深处的一些问题,比如海德公园式的民主也不赖。最后周扬拍板:划。

批判会后第三天,王蒙拍下他整个青年时代最帅的照片:将小棉袄甩在肩上,一脸阳光潇洒,有点普希金风范。他也提道:“只有一个晚上,我很慌乱,一夜无眠,不断地起夜小便。”

1958年夏,王蒙“戴帽”。10月,他的第一个孩子出生。其时王蒙正在山沟里劳动,妻子在山西上大学,故起名“王山”。两个多月后,王蒙第一次看到王山,对着儿子一首接一首唱歌。婴儿回之以啊啊啊。

王蒙有 个孩子,每个孩子的名,都印刻了他与妻子的一段经历,有山有石,有伊犁。

劳动使人强健、接地气、开眼界、长知识。比如北京东城的大粪比西城的有劲、价格高,因为东城富人多。

斗争中也有发现:基层右派(来自各行各业)有一种受虐虐人的积极性,他们愿意互相批斗,尤其把自身所受的一切 转施于人时,表现得习以为常、驾轻就熟。王蒙悟出:常常挨打的人容易凶狠;被冷淡的人容易冷淡旁人;无欲者授受最亲。这本是一个人性彰显、适于反躬自问、问一问“个人在运动中该负什么责任”的题目,却被平反后的大部分人略过了。

“文革”的爆发是必然的,王蒙说。他的老友冯骥才说,推动“文革”的,不仅是遥远的历史文化和近前社会政治的原因,人性的弱点,妒嫉、怯弱、自我、虚荣,乃至人性的优点,勇敢、忠实、迂诚,全部被调动起来,成为可怕的力量。

“文革”中,王蒙烧掉了家中所有带字迹的纸,包括日记。他丢失了钢笔,也不心疼,安慰自己免得“祸从笔出”。1969年,他重新拿起笔,为刚出生的女儿记婴儿日记。他读大量相关书籍,研究记录婴儿便秘、腹泻、消化的经验,直到孙辈们出生仍能发挥作用。他被子女们授予“屎学家”称号。

1979年,周扬见到王蒙:“你现在成了老作家。”王蒙心里一酸:一巴掌就拍成了老作家 写成《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》,21岁半,再回文坛,2 年过去了。

冯骥才告诉我,他的生命里有两次归零:一次是从“文革”抄家的废墟中爬出来,一次是从唐山大地震的废墟中爬出来。有那么几分钟,他有神经错乱的表现。

张贤亮告诉我,22岁进监狱,蹲了22年,出来时还没碰过女人。他与丛维熙被称为“大墙文学之父/之叔”。

艾青错划右派21年,平反时给他 个字:搞错了。诗人算了算,每个字要了他7年的光阴。

……

晚年嗓音退化、风度依旧的周扬,对从各个角落里踉跄着复出的作家们说:“你们说要干预生活,其实是干预政治,结果是政治也要来干预你。你干预一下政治,也许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政治干预一下你,你会受不了。”

1979年5月,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合集《重放的鲜花》。人们争相传阅,细嗅政治风向的变化。每一篇小说诗歌后面,都活生生站着一个摘帽右派。这批包括王蒙、刘宾雁、陆文夫、刘绍棠、邓友梅、公刘、流沙河在内的“前青年作家”重返文坛,成了新时期文学的领军人物。

朱学勤就是在那段时间里接触到《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》、《在桥梁工地上》等作品的。此前下乡插队时,他已读到一些右派的故事,“深深地同情”;“整个80年代,我对王蒙印象很好。”

近代文人多半是弑父弑兄长大的

15年后的1994年,点燃于《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》、哗然于《黑马与黑驹》的“二王之争”爆发,许多作家学者卷入舌战。两代文化人之间的龃龉、互不理解、互不宽谅,大体上以一种感性大于理性、指责多于分析、戾气盛过和气的方式展现。这背后一层的原因,又被轻轻略过。

顺着“中国当代那些极聪明的作家、文人,虽是书生,却没有一点书生气”,生于1962年的王彬彬紧接着提出书生应有之气:

我所谓的书生气,是指一种知识分子精神,一种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,一种知识分子的文化人格。我所谓的书生气,首先表现为一种独立思考的品质,一种抗拒流俗、不为喧嚣的时潮所左右的风范,一种依据某种神圣的尺度评判世界评判社会的立场。

人类历史上,屡屡有某些时期,社会以某种名义剥夺某些类别、某些职业的人特有的“气”,让他们丧失自身特有的内在规定性。……而在政治全能时代里被剥夺被割除的书生气,在商业大盛的今天,也同样遭鄙视,遭讥嘲。

这篇写于90年代初期的文章表达了对当时现状的不满:知识分子从鸦雀无声到纷纷转身告别80年代;商品经济大潮令全社会出现一些新的怪的不那么妙的苗头。其时沪上4位学者:王晓明、陈思和、张汝伦、朱学勤发起“人文精神大讨论”,王彬彬的声音是其中一支,颇获赞同。

王蒙此时发言:我们有过人文精神吗?哪来的失落?谢泳立刻指出:王蒙的参照系停留在50、60年代。我在此次采访中分别请教了张汝伦和朱学勤,想弄清当年人文精神的参照系到底是西方的、中国传统的、五四之后民国前后的,还是“文革”之前抑或80年代的,没有找到清晰的答案。

朱学勤说,当时可能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自己指向的“人文精神”,将大家聚在一起的,是对当时现状不满的共识,是某种压抑中的自然爆发。当他发觉批评正慢慢走向声讨市场经济的路子上去时,便退出了讨论。

在回忆这场大讨论时,王蒙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叙述,从考证定义开始。他最后认为,这场讨论存在“惹不起锅惹笊篱”的问题,“他们看不清或惹不起(拜金、物质主义)这些问题产生的体制性前现代性权力掌控性的原因,却去大骂市场、拜金和通俗文艺去了。”

王蒙在自传中描摹了他所熟悉的文化人:“力不缚鸡,心多波澜,眼高手低,巧言令色,神思天宇,气接大荒,可爱,可笑,可悲,可叹,而且每个人都自我感觉良好,每个人都看着别人不甚习惯。”

“文人多半是蛙种,我也具有强烈的蛙性,思叫,思呐喊,要鼓与呼,还要惊天动地,尽兴。不同之处只在于我意识到自身有蛙性、蛙运、蛙势,我很少将自己与同行们无条件地误认作腾云降雨、掌管天时、左右乾坤的蛟龙。甚至也不想,绝对不愿,死活不干,以精神领袖的面貌出现,并对所谓精神领袖的概念抱半信半疑基本全疑的态度……谨防大言欺世,这是我一辈子的经验……”他提到鲁迅,也提到托尔斯泰:在中国有人视其为道德与人格楷模,在俄国未必。

然而,王蒙的智慧中也有对某些波段不起作用或曰回避、矛盾的部分。比如说,他认为现实中不存在的弥赛亚(先知、救世主)是一种语言现象、精神现象,是文人的凌空蹈虚、大言欺世,那么,他少年时代就信仰了的、除了马克思在理论上论证过、“并不等同于现实”的共产主义呢?这样的普世价值,是不是也应归于精神的力量与火焰,人之区别于动物的伟大与悲哀呢?

当我请教“如果跳出党内的左右之争、意识形态之争,真理/普世价值这东西您觉得到底有没有?值不值得追求并为之付出一定的代价”时,暂未得到回应。

冯骥才向我描述70年代末第一次见到王蒙的情形。

那是在人民文学编辑部韦君宜的办公室里。我当时在那儿搞创作,王蒙还在新疆,关系还没调回来,他是作为新疆代表回北京参加团中央恢复之后的第一个会。我印象中他头发特别黑,坐在一个破沙发里,怯生生的,很拘谨。我后来跟他开玩笑,说他就像一个刚来报到的新生,两手中指紧贴着裤缝那种。

当时三中全会还没开,还在讲“两个凡是”。北京文坛左和右的思想碰撞特别厉害,刘心武的《班主任》已经出了,伤痕文学也冒头了,大部分人还是“一看二慢三通过”。王蒙就在这种形势下调回了北京,住前三门,有了两间小屋,在9楼。

王蒙在回忆中写道:“回城的时候,有了一个2 平米的栖身之所,劫后余生。”“已经大龄了,犹有一搏,犹有少女的梦与青年的豪情,眼泪咽到肚子里,笑容出现在脸上。”

“我无法淡化自己的社会政治身份和义务,还有一个原因,我需要争取更好的境遇,我意欲全面表现自己的特质、优势、资历与通达能干,有利于把两个儿子弄回来,去新疆时他们太小,我没有征求过他们的意愿,我对他们负有一个老爹的责任。”

1980年,王蒙坐6角钱的闷罐子车从西安去三原看得了抑郁症的二儿子,“这是我平民生活的最后一点痕迹。”

此后,他创作欲喷涌,著书立说,被委以重任,出国访问,搬进高知楼,安上电话……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,成了张贤亮所坦白的:(我们都是)三中全会之后的既得利益者。

韦君宜在小说《露沙的路》中借露沙的头脑明白了一个事实:我们全身上下都是公家的,我们不能在公家之外,再打任何主意。

王蒙说,“年轻人尽情嘲笑他们的前辈内心恐惧,他们不知道,是前辈用十多年、二十多年的青春,用两地分居、用生活艰窘为他们铺了路、垫了底,充当了盾牌。他们竟然这样小瞧极左的曾经肆虐,这样小瞧为反极左所付出的鲜血和生命的代价,不能不令我伤感。”

我在同一天晚上看了《青春万岁》和《小时代》两部电影,看到历史跳跃的大抛物线。然而历史又是无法割裂的,没有当年的青春万岁、蹉跎岁月和伤痕们,哪来今天理直气壮的“小时代”?我们每一个人,何尝感同身受去理解上一代人?王蒙未必理解丁玲,王彬彬、韩寒不理解王蒙,那么,10年后又万岁了的青春呢?

冯骥才有点激动地说,未来必有一种文明会反省今天的无知、粗鄙、时尚化和商业化。他更担心的是,那种文明/文化反省的方式是否会比这一百年来业已展现的有些长进。

朱学勤说,代与代之间的这种沟壑,是一个悲剧现象。“五四”以来,每一代文化人对上一辈都是不认、嘲笑、划清界限的姿态,否定传统,否认积累,好像历史都是“从我开始”,结果历史仍在原地踏步,甚至倒退。中国文人这一路多半都是弑父弑兄过来的。这也跟时代变动过于剧烈有关,戏还没唱完,布景已经全然换了一套。聪慧如王蒙,也看清了历史上的这种虎头蛇尾,原因在于,“着急啊”。

根子出在哪里?朱学勤说,还是没有学会尊重历史。尊重历史的前提是正视历史、同情之理解。

王蒙说,什么叫忘却?就是把回忆权记录权诠释权概括权评价权感叹权……拱手让给他人。中国的戏台上有大锣大鼓、大喊大叫的文化,中国的人群里缺少认错、忏悔的文化,从上到下。

张汝伦例举了雅斯贝尔斯的《德国的罪责》,朱学勤例举了赫尔岑的《往事与随想》,都涉及反省的深度,涉及“不是一个人的罪责,但个人是否有责任”。

书生们指望王蒙这辈人做些什么呢?在体制内抗争?试图抗争的品种都被消灭了,剩下的都是适者生存。牺牲?他们已经付出了青春。书生们自己又在做什么?

王蒙不解释,但他也在坦诚面对内心的那一刻给出了解释

自幼受到党的训练和培育,我懂党的原则,党的规矩。

有一种东西叫做国家利益,有一种东西叫做生活,有一种东西叫做大势/形势。

除了相信和乐观,坚持与稳住,没有别的选择。别的选择是死路一条。

他甚至有更大的野心。他希望他提倡并示范的宽容、和煦、建设性的政治文化能在党内独树一帜、渐渐成为主流;希望这个党能兼容并包,清污除垢,温和渐进地改良;而他,愿意充当党民之间的桥梁,减少摩擦的缓冲垫。他四处传播“建设性”。

毛泽东搞“文革”如罗丹之搞雕塑,“把不要的统统凿掉就是了”。

主席整整一辈子,从来都是强调打破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的,却很少提建造制定什么法制规范。

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概括为4个字:造反有理。而邓小平归纳为另4个字:实事求是。

建国以来,我们进行了多少砸烂旧世界、颠覆反动政权的斗争教育:罢工罢课、绝食静坐、游行示威、建立根据地、监狱里的绝唱,刑场上的婚礼、偌大华北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……所有这些都是我们的长项,我们自己教出来的。年轻人学了这些会到台湾、日本、美国去斗争吗?他们就地消化实验,同衮衮诸公干上了。

我们又有几部电影、几部小说鼓励青年人钻研学问、发明创造,要一点一滴搞建设、发展经济、追求和谐?我们有没有一部影片可以跟美国人拍的《居里夫人》相比?

缓缓游回瓶里

1988年,还在部长任上的王蒙写了一首诗《旅店》,其中写道:

电梯总是板着面孔/接受你与你的行李/吐出你与你的行李/无需告别门已关闭/对旁人如法炮制

一个潦草的故事/一个陌生亲切的世界/在时限内结账前/属于你

1989年夏,王蒙在烟台养病,同时陪伴正在烟台动阑尾手术的崔瑞芳。“那是夏季最炎热的一个晚上,我在医院陪床,同时接到北京的电话。”其间,他写了一些诗,有一首叫《雨天》

……游远了海就大了无边/大雨落在大海海面满满/然后缓缓游回瓶里

朱学勤说,“我毫不怀疑王蒙在他那一辈里是智商最高的几人之一。这些年来,每隔10年我就能碰到一个这样的绝顶聪明之人,令人惊叹。但是,他们往往被冻结在某一个格局里,受到境界的限制。而境界,跟对价值的认领有关。我为他们惋惜。”

冯骥才对我说

王蒙有非常好的艺术感觉,他受苏俄文学影响很大。从他的散文里,从他小说的某些段落里,我常常能读到那种温柔、伤感、深沉的东西,这是真正属于作家的气质。但它们常常被更多的政治、思辨、说理给掩盖了,没有得到充分展现,这是很可惜的事。他的经历、位置,他脑子里太多的斗争、太多的文坛 这也是我们国家的特色,国外的作家都是散养型的,想让他们搅在一起都很难 决定了他躲不开这些东西。他离政治太近了。比方说,有些非文学的语汇,像“资产阶级自由化”,我们一般不会在小说里用,但他就直接用;而他本身具备的那些艺术想象力、悲天悯人的情怀、灵魂中的浪漫,都受到限制或退后一步了。但也正是因为他有一个作家的灵魂,他骨子里是正义的、人性的,所以他作品里的政治,当年我就说过,“很性感”。他是文坛的奇特之人。他有那么好的素材和细节,如果能保持一点距离,一种哲学的、思想的、艺术的距离,是有可能写出伟大作品的,也只有他能做到。但保持这个距离,很难。

生活中,他是个特别可爱的人。从朋友的角度,我觉得他也挺苦的,我特别理解他。我曾写过一首诗给他

满纸游戏语,彻底明白人。

偶露部长相,仍是作家魂。

(参考《王蒙年谱》、《王蒙自传》、《中国天机》、《我的人生哲学》、《王蒙代表作》,方蕤《我与王蒙》、秦学儒《我的同学王蒙》、查建英《国家的仆人》等。)

(实习编辑:李万欣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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